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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家︱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家族企业传承


2018-10-07 22:36 [宏观] 来源于:澎湃新闻
导读: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大陆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特殊情境。受此政策的影响,中国普通家庭的规模严重缩水。人们很自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民营企业主的家庭规模是否同样缩水?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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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大陆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特殊情境。受此政策的影响,中国普通家庭的规模严重缩水。人们很自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民营企业主的家庭规模是否同样缩水?这种变化对于家族企业接班人的选择与教育培训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女性家族成员在企业接班版中的地位会不会有所改善?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检索采集中国家族企业与其创始人家庭成员的信息,共获取了161个家族企业样本。其中包括137个家族上市公司样本和24个非上市家族企业样本。上市家族企业的确定标准为:最终控制者能追踪到自然人或家族,且是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非上市的家族企业的样本来自于2009-2011年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中国家族企业调查,剔除其中信息不全的企业样本后,获得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家族企业样本为24个。
为了观测企业主生育行为与传承决策在计划生育政策前后的变化,笔者从可操作角度以1980年作为分界限。理由是:尽管1980年之前在某些省份已经开始提倡和试行计划生育政策,但1980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口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成为计划生育政策明显从严从紧的标志性事件。依据这样的划分,如果企业主最后一个孩子是在1980年之前出生的话,我们就将此认定为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样本;反之,则认定为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样本。根据以上操作性定义,在本文获取的161个有效样本中,计划生育之前的样本有96个,计划生育之后的样本有65个。 
 计划生育之后,企业主生育子女数量下降明显
根据图1,计划生育之前,企业主仅生育1孩的比例仅有6.25%,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13%,生育3孩及以上的比例有40.63%;计划生育之后,企业主生育子女数量有明显减少,生育1孩的企业主比例上升到32.31%;生育2孩的比例为49.23%;生育3孩及以上的比例仅有18.46%。这说明:企业主的生育行为在计划生育前后有显著变化。

图1 计划生育前后企业主生育数量的对比
不过,与普通人相比,企业家生育子女数量的下降幅度更小。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的家庭规模为3.1人/户,即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1孩;而本文的样本数据揭示,计划生育之后民营企业主平均生育1.9孩。接下来,我们来看计划生育之后的样本中,生育数量较多的企业家是否具有规律性特征。
第一组数据是企业主生育子女数量与其创业前的职业性质。根据表1,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生育一个孩子的20位企业家无一例外地在创业前都有公职(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作)背景;而生育3-4孩的企业主绝大多数创业前是私营业主/个体户或农民。企业主创业前有公职背景且生育4个子女的样本是常山药业高氏家族。这个样本比较特殊,因为创始人高树华与前妻生育高会霞(1972年出生)和高晓东(1973出生);后与孙云霞结婚,分别于2001年与2003年生育了高洁和高鸿。
实际上,从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中不难发现:政府对于不同"身份"群体的超生行为有着不同的惩罚机制。国家1984年的7号文件明确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如果违反规定,政府将采用行政手段对超生者夫妇予以调职、降职、减薪等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甚至要开除公职。在那个时代,"双开"意味着必须放弃大家眼中非常体面吃香的岗位而另谋生路。即使到现在,计划生育在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仍然是"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一票否决制"的一项工作。与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相比,计划生育政策对非公职或农村人员的约束较小--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征收社会抚养费。
作为改革开放最先富裕起来的民营企业主来说,这些处罚的成本并不足以对其超生的动机予以根本约束。更何况,私营企业主还可以选择到国外或者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香港、澳门地区生育。比如香江集团的创始人刘志强和翟美卿夫妇共生育二子二女,除长子刘根森于1990年出生在深圳之外,接下来的二个女儿都是在香港出生,最小的儿子则是在美国出生的。

表1 计划生育之后企业主生育数量与创业前职业经历的关系
第二组数据是企业主的生育数量与第一个孩子性别之间的关系。人口学家曾对性别偏好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做过实证研究 ,他们发现,对男孩的偏好会驱使只有女孩的夫妇继续生育,家庭规模往往要大得多。这在计划生育之后的民营企业主身上同样成立。
根据表2,当第一孩为女性时,生育2个孩子的样本比例有53.33%;生育3~4孩的企业主比例有26.66%;而当第一个子女性别为男性时,生育2个孩子的比例只有48.57%;生育3~4孩的企业主比例仅有11.43%。该组数据显示,第一胎是女儿的民营企业主有更强的超生动机。这说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对民营企业主的生育行为仍有着影响,在他们那里较为常见的超生行为是被计划生育政策所压抑的传统观念的反弹。此外,与普通人家相比,他们还有为巨大财富寻找合适接班人的现实考虑。从这个方面来讲,民营企业家的超生还有把家业传承下去的特殊目的。

表2 计划生育之后企业主生育数量与第一个孩子性别的关系
 

(编辑:东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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