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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虚构”遭遇“打工文学”:丁燕“工厂系列”谈片


2018-11-25 09:16 [文化] 来源于:丁燕的文学地图微信公众
导读:摘要:东莞作家丁燕的作品在“打工文学”中独树一帜,既因为她体验和表达“打工”生活的方式,也因为她对“非虚构写作”的认同与自觉。一方面,丁燕的“工厂系列”跨越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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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东莞作家丁燕的作品在“打工文学”中独树一帜,既因为她体验和表达“打工”生活的方式,也因为她对“非虚构写作”的认同与自觉。一方面,丁燕的“工厂系列”跨越了“打工者写的打工文学”与“知识分子对打工的想象”之间的鸿沟,尝试超越左翼文学的底层想象,更加辩证地处理“打工”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有力回应了“中国梦”的知识吁求。另一方面,她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不仅为“后打工文学”的创作展示了新的可能,同时也为中国文学重建与现实的关联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丁燕;打工文学;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中国梦

  谈到“打工文学”,人们最先想到一定是深圳,“打工文学”已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名片。很少有人意识到,“打工文学”的几位产生过全国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如王十月、柳冬妩、郑小琼、塞壬等,其实都是在东莞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即使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后打工文学”时代,当年深圳红极一时的“打工作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停止了创作,连被称为“深圳打工文学之父”的杨宏海也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兴起于八十年代,成熟于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也在逐渐走向它的尾声。”[①]但新世纪以来的东莞“打工文学”却仍然薪火相传,在“打工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做出自己的探索。

  本文讨论的东莞作家丁燕,就是东莞打工文学,也是“后打工文学”时代的一位重要代表。丁燕的“工厂系列”的首部作品《工厂女孩》由她2010年至2012年两年间在流水线工作生活的经历写就,该书也因引起对“底层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而被评为“新浪中国好书榜2013上半年十大好书”,2017年丁燕的又一部以“打工男孩”的生存状况为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工厂男孩》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部《工厂男孩》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响,入选《亚洲周刊》2016年度“十大好书(非虚构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丁燕已成为当代中国“打工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丁燕写作的主题与形式,乃至她的个人身份,都为我们理解“后打工文学”时代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乃至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跨越“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

  “打工文学”兴起之时,评论界曾因“打工文学”到底是“打工者写的文学作品”还是作家以“打工”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产生过争论,最后前者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杨宏海指出:“打工文学的优势非常明显,在纯文学作家那里,我们很难读到如此鲜活的生活经验,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它们都出自打工作家自身的经历。打工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是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发出的‘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它为市场经济挤迫之下的打工一族提供了舒缓紧张压力的精神食粮,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巨大而沉重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②]按照这一逻辑,“打工文学”被严格限定为“打工者的文学”,而非打工者所写的“打工题材”作品则被评论家归类为“底层文学”。

  以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征路发表于2004年以国企转制时期工人的生活状况为主题的小说《那儿》的发表为标志,“底层文学”成为引发广泛关注的话题。由于“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写作者大多都是职业作家和知识分子,因此,在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关于“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合法性”、“底层文学的道德立场”等成为争论的焦点。在一部分批评者眼中,“底层文学”写作者普遍缺乏“底层经验”,却试成为“底层的代言人”,“底层书写”很容易变成借用“批判现实主义”或“左翼”话语来想象“底层苦难”并借以批判现实的写作。“底层”实际上也演变成由写作者创造和演绎的抽象概念,使得真正的“底层”根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批评,显已成为“底层文学”写作无法回避的命题。

  按上述标准衡量,丁燕的身份既不属于“打工者”,又不完全属于完全从理念出发的知识分子。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丁燕曾做过几年报社记者,直到2004年辞职专事写作为止,来到东莞前她的职业身份是一位诗人。丁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便开始了她以新疆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出版了十余部诗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作品,尤其是她创作的百首“葡萄”组诗让她获得了“葡萄诗人”的美誉。这样一位有着颇为丰富的写作经验和作品积累的作家,与“打工写作”,甚至与岭南的工业生活,都有着不小的距离。

  在新疆面临某种失语状态的丁燕尝试选择用迁徙来打开创作的新局面。2010年,丁燕以“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的身份从新疆乌鲁木齐迁居广东东莞,开始了她的第二段写作人生。作为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迁徙者,初来乍到的丁燕对东莞的印象除了岭南黏腻的空气和嘈杂逼仄的空间之外,便是错落的小镇上林立的工厂和身在其中行色匆匆的打工男女。丁燕很快选择将书写“打工”看作最为直接的进入“东莞”的方式,“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货车间时,我被震撼得不能动弹。我决定去工厂打工。这是我要理解东莞、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补的课。”[③]

  丁燕选择用200余天的时间到东莞第一线工厂车间亲身体验打工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东莞樟木头镇的两家电子厂和一家音像制品盒厂的流水线上做最基础的普工,住在拥挤简陋的女工宿舍,用这种直接的方式来接近她的写作对象。她坦言自己在东莞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新的体验和写作环境为她的创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我在樟木头时,住所边上就是工业园。我每天都能见到女工、男工、大货车,这种场域下,如果还是延续从前的抒情诗,是不能够完全表达现实生活的。我成了一个话唠,亟需新的文体来表达这些东西的丰富。相较之下,诗歌太有限,而小说对完整性的要求又太严格。我这些繁杂的、层出不穷的场景,最适合用非虚构散文来表达。所以我一提笔,就在这个文体中找到了快感。”[④]

  丁燕试图用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来书写她的打工故事。“工厂系列”作品最具价值的部分在于丁燕打破了作家身份的限制,跨越无法获得底层生活经验的障碍,亲自参与到一线打工生活之中。《工厂女孩》是丁燕与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之后的首部作品,这部作品的雏形最早是2012年丁燕在《佛山文艺》开设的名为“她在东莞”的“打工文学”专栏。2013年这些专栏文章结集后命名为《工厂女孩》。在《工厂女孩》中,丁燕利用在东莞工厂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与她周围的工厂女孩建立起联系,把她们的生活片段用最直观的方式记录下来,通过不同女孩的身世和经历组合成属于“东莞”的故事。但丁燕很快发现这些书写还远远不够,讲好一个“东莞”故事必须有时间的维度作为支撑。这个维度的纬线便是东莞乃至珠三角地区用工趋势的变化,于是在2014年,丁燕又一次将她的目光锁定在樟木头镇工厂路的“打工仔”身上,在2014至2015年两年间她不定期地住在女工宿舍,趁晚上工厂下班后工人们的空闲时间前往男工宿舍采访,尽最大可能抓取这个工厂区里新生代打工者的生命经验,而不再依靠“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对“底层”的俯视和想象。

(编辑:东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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